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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观点-政府的心为何愈来愈狠?

作者: 来源:未知 2020-03-26

 《孟子.公孙丑上》说,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端的基础,因此后来的人遂说「人心是肉做的」,这表示是非善恶乃是人类的自然本性。

     但人心真的是肉做的吗?我却怀疑。近代有关邪恶与罪恶的研究,早已发现到人类有太多集体的野蛮、狠毒与残酷,太多的杀人不眨眼,而它都是有理由的,而且还是被体制化的。因此,近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遂用「邪恶的常态化」来说近代邪恶的氾滥。人是能感能思的动物,当我们做的事伤害到别人、使别人受苦,理论上别人的受苦就会促成我们的反思,但近代这种反思的空间已日益狭小;近代政府已习惯于意识形态的操纵,意识形态会形成体制,当人们在这种罪恶体制下,他们就会习惯于这种罪恶,并且以「我不做,但别人都在做」这种理由原谅了自己。当人做了罪恶的事太容易自我原谅,那种自我反思的空间即告消失。现代罪恶的氾滥,乃是政府的体制造成的,体制使人在做了邪恶的事情后已不会心里不安,无感就会无心,本来是肉做的心,也会变得比铁还硬、还狠!

     因此,现代的邪恶氾滥,乃是体制造成的。体制会使人跟着体制走,不邪恶白不邪恶,军官可以变成魔鬼,官僚也可以变成土匪强盗,这些人敢于公然的做出邪恶的事与他们个人是否邪恶已没有关係。「无动机的恶意」(Motiveless Malice)乃是最大的邪恶,体制已成了比小我大了好多倍的大我!

     因此,整个部队把江国庆屈打成招,没有一个人在过程中觉得不安,这就是典型的体制集体罪恶,这种事他们已做了无数次,每次都得心应手、不留后患,江国庆案他们当然依样画葫芦。如果不是江的家人不死心一直追下去,江被枪毙也就毙了,又有谁会知道?偌大的一个体制,对付一个小兵,真是太容易了。一堆军官当然成了魔鬼。

     再以士兵洪仲丘被操到死一案为例,那更是整个体制的邪恶所致。近年来部队整死人的事已难计其数,反正部队是个大黑箱,一堆手当然遮住了天,外界讳莫如深,人被整死,死就死了。这次如果不是洪的家人及网友基于义愤把事情闹大,洪案一定船过水无痕的草草带过。

     因此,关于洪仲丘案,它乃是一起典型的集体杀人制度案件,当它是制度案件,当追究责任时就应由上往下论罪,而不应饾饾饤饤的去在下级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谁有动机上去做文章。当确定了它是制度杀人,也才可以去改变制度,如果只是去扯下级哪个人的动机如何,那就是把制度杀人的问题推给某几个倒楣鬼来承担,邪恶的制度仍然继续存在!操死人的事也依然继续!

     中国人的思维里,一向只把邪恶与罪的问题个人化,对政府只是歌功颂德,因此我们永远不会去想政府所做的集体邪恶与罪恶的问题,但由江国庆案与洪仲丘案已显示出,政府的集体邪恶与罪恶是存在的。政府由于拥有体制的权力和垄断资讯及话语权的权力,它遂可以形成体制,任意的剥夺人命,而且不被人知道。当政府可以祕密的做尽坏事,而且不被人知悉,或者可以靠着垄断话语权,硬将不法不义的事情拗得好像有了歪理,难怪到了近年,政府官员的心已愈来愈硬、愈来愈狠、愈来愈敢。就以苗栗大埔事件为例,政府低价徵收民地后变更地目再出售,即可大赚一笔,这其实已是官兵当土匪强盗,集体的邪恶居然是可以如此嚣张的。政府打着「依法办事」的旗号,却做着非法的事,这未免太胆大包天了。

     因此,由最近的这些事,人们对政府的集体邪恶已需提高警觉。集体邪恶之所以会出现,乃是因为人民已经麻木怠惰,失去了批判的认知与勇气。当人民散漫怯懦,政府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寸进尺,软土深掘,掘到了最后,军官就会成为魔鬼,官兵就变成强盗土匪!(作者为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