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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甸观点:台湾还有刑求?

作者: 来源:未知 2020-03-20

台湾近年对人权的努力是确实的,但是灌水、电击嘴吧、生殖器这些令人髮指的刑求,在台湾竟然也是存在的。

郑性泽经刑求事证明确

监察院103司调0013案,调查郑性泽案曾亲往监狱探视,据告知警讯时曾受刑求。其后于卷内卷外发现当时留存之影音纪录或新闻画面,印证羁押收容于看守所时之健康检查纪录,确实有刑求之现象。于原确定判决中有「上诉人供称:遭警方以自鼻子灌水及电击嘴吧、生殖器之方式刑求逼供等语(见第一审法院九十一年度声羁字第八号,九十一年一月六日讯问笔录)」在第一审法院函查上诉人进入台中看守所时之身体健康检查及内外伤记录证实左脚枪伤(贯穿)、左眼内瘀伤、左眼浮肿及左大腿外侧瘀伤等伤害,并自述有「阴茎及左手大拇指遭电击」等情。

李复甸观点:台湾还有刑求?

(监察院调查,郑性泽确遭刑求/作者提供)

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不正方法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讯问被告应出以恳切之态度,不得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同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检察机关办理刑事诉讼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第三十四条亦规定:「讯问或询问被告时,应出于恳切和蔼之态度,不但不得用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勞讯问、违法声请羁押及其他不正之方法,即笑谑及怒骂之情形,亦应摒除。」检察官讯问被告时所用语词,有与案情无关而使被告产生心理威吓压力者,亦有笑谑怒骂意涵之用语,均应摒除。讯问被告,且应与以辩明犯罪嫌疑之机会。

法院认为刑求所得,仍有证据能力

儘管郑性泽被刑求的事实明确,但法院认为不因证据取得不具任意性,即可排除其证据能力。判决认为「原审就警询自白是否出自上诉人之自由意志有合理之怀疑,而不採为认定上诉人犯罪之依据;然此非谓上诉人其后任何自白均得以上开事证主张其不具有任意性,而排除其证据能力。」

有趣的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2908号刑事判例认为:被告自白如係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或其他不正方法,若被告已提出证据主张其自白非出于任意性,法院自应深入调查。但是刑事诉讼之目的,固在发现实体的真实,使国家得以正确的适用刑法权,并藉之维护社会秩序及安全。固然其手段应合法、洁净、公正,以保障人权。倘证据之取得,非依法定程序,尚可就人权保障与公共利益之均衡维护,依比例原则予以衡酌,以决定该项非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应否赋予证据能力。这种判决无非在给刑求赋予合理化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4177号判决指出,学理上所谓毒树果实理论,乃指先前违法取得之证据,有如毒树,本于此而再行取得之证据,即同毒果,为严格抑止违法侦查作为,原则上绝对排除其证据能力,係英美法制理念,我国并未引用。我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之四所定是为法益权衡原则,採相对排除理论,以兼顾被告合法权益保障与发现真实之刑事诉讼目的。在此法益权衡原则下,一切对不正方法之禁止明文均告破功。

刑求可以治癒 ?

虽然刑事诉讼法明文禁止不正方法,法院仍然容忍不当取证,经常以警询时虽有刑求,但在检察官讯问时并未刑求。因此,先前的刑求即因其后之讯问具有任意性,即将先前刑求之违法治癒。若被告先前受上开不正之方法,精神上受恐惧、压迫等不利之状态,有事实足证已延伸至其后未受不正方法所为之自白时,该后者之自白,仍不具有证据能力。

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6461号判决,对被告之自白是否出于其自由意志之发动相当强调。认为「举凡足以影响被告自由意志所为之自白,均应认为不具自白任意性,方符宪法所揭示『实质正当法律程序』之意旨」,是少数要求证据任意性的判决。但是依然认为「若被告先前受上开不正之方法,精神上受恐惧、压迫等不利之状态,有事实足证已延伸至其后未受不正方法所为之自白时,该后者之自白,仍不具有证据能力。」也就是说,未能证明嗣后之自白仍处于受恐惧、压迫等不利状态,原先的不法便已「治癒」。

郑性泽判决中「依卷附讯问笔录记载观之,该笔录係由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沈淑宜于九十一年一月六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在行政院卫生署丰原医院所製作。无论就讯问时间、空间,尤其负责讯问者是检察官,均与前开警询有相当差距,参酌杀警係属重罪,其严重性为通常知识之人所明知,观上开自白,其内容详尽,上诉人果无上开犯行,实无理由为上开自白,是纵令警方于警询时有违法取供情形,亦与上诉人于检察官讯问时之自白任意性无何关连性,尚不得认定上诉人此部分自白无证据能力。」如果在检方未受刑求,而院检一致惯例「案重初供」,那么可以预判警方定会因院检包容,而大胆用刑以抢功。

人权公约禁止刑求取得之证词、口供或诉讼证据

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七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之处遇或惩罚。非经本人自愿同意,尤不得对任何人作医学或科学试验。」同公约第十四条第三项第七款规定:「审判被控刑事罪时,被告一律有权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不得强迫被告自供或认罪。」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二十号一般性意见第十二点规定:「为防止出现第七条所禁止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禁止在法律诉讼中使用透过酷刑或其他违禁处遇获取的声明和供词。

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三十二号一般性意见第六点规定:「…不得援引违反这项规定取得的证词、口供或原则上其他证据作为第十四条範围内的诉讼的证据,在紧急状态下亦同,但透过违反第七条取得的证词或口供可用作证明发生本条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处遇的证据。在任何时候,均应禁止偏离包括无罪推定的公正审判原则。…」公约且规定,未受刑求应由国家证明。在公约第三十二号一般性意见第四十点规定,「国内法必须确保不得援引违反《公约》第七条取得的证词或口供作为证据,但这类资料可用作证明已经发生了该条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处遇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家证明被告的陈述是出于自愿。」

禁止酷刑公约拒绝法益权衡

于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酷刑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第十五条规定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係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该公约所称酷刑(torture)即指凌虐、刑求。其第二条特别规定,任何特殊情况,不论为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任何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作为援引施行酷刑的理由。因此,我国法院所採「法益权衡原则」、「相对排除理论」,均为国际公约所不许。

最近一个月,两位世界重要法律人来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苏珊娜.贝尔(Susanne Baer),及唐奖得主国际知名的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思(Albie Sachs)都谈到刑求争议。萨克思也在着作中表示,刑求就是刑求。刑求这个难以释怀的历史创伤,不可能轻易将之淡化为想像中的推理问题,像算帐一般毫无感情地计算其利益与损失。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于民国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布,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行政院院台外字第 0980067638 号令发布定自九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施行,该项公约已在我国成为内国法。公约之一般性意见是否于我国有法律效力,政府从未说明,更不敢面对。既然敢于公布施行人权两公约,即使我国未能登录于联合国祕书处,也应当勇于忠实执行。庶免落人叶公好龙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