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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甸观点:你被监听了吗?

作者: 来源:未知 2020-03-20

马总统在就任第一任总统就职时宣誓时说:「以后不再有非法监听。」

法务部长罗莹雪却告诉我们:「你没有犯罪,怕甚么监听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着名的「四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之自由、免于恐惧之自由。在台湾被监听成了民众的恐惧。

人民有秘密通讯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31号解释:「宪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旨在确保人民就通讯之有无、对象、时间、方式及内容等事项,有不受国家及他人任意侵扰之权利。国家採取限制手段时,除应有法律依据外,限制之要件应具体、明确,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围,所践行之程序并应合理、正当,方符宪法保护人民秘密通讯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释字第603号、释字第585号解释亦说明,维护人性尊严与尊重人格自由发展,乃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核心价值。

隐私权虽非宪法明文列举之权利,惟基于人性尊严与个人主体性之维护及人格发展之完整,并为保障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免于他人侵扰及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隐私权乃为不可或缺之基本权利,而受宪法第二十二条所保障。人民就通讯之有无、对象、时间、方式及内容等事项,有不受国家及他人任意侵扰之权利。此项秘密通讯自由乃宪法保障隐私权之具体态样之一,为维护人性尊严、个人主体性及人格发展之完整,并为保障个人生活私密领域免于国家、他人侵扰及维护个人资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权利。

监听以必要为限

国家若採取限制手段,除应有法律依据外,限制之要件应具体、明确,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围,所践行之程序并应合理、正当,方符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之意旨。依法必须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三年以上重罪嫌疑,方可通讯监察。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在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仍然有限制秘密通讯的可能。但是,必须在不违背「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前提下,得为公益之目的,以法律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予以适当限制。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二条规定:「通讯监察,除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为之。前项监察不得逾越所欲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因此,非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所必要,且必须无其他方法足以达成,不得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施以通讯监察。对于证人或无关之第三人,当然不许作通讯监察。通讯监察依通保察法第十三条规定,通讯监察包括截收、监听、录音、录影、摄影、开拆、检查、影印或其他类似方法。且不得于私人住宅装置窃听器、录影设备或其他监察器材。

国家仅在为确保国家安全及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于符合法定之实体及程序要件之情形下,始得核发通讯监察书,对人民之秘密通讯为监察(通保法第2条、第5条及第7条参照)。毕竟剥夺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是天大地大的事,是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确保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之最高目的时,方得使用通讯监察。因此,大法官释字第631号解释要求「严格审查」、「随时监督通讯监察之执行情形」。

通保法第五条详细规定监听的发动程序,规定通讯监察书,侦查中由检察官依司法警察机关声请或依职权以书面声请该管法院核发。声请书应记载侦、他字案号等事项,必检附相关文件及监察对象住居所之调查资料,释明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曾以其他方法调查仍无效果,或以其他方法调查,合理显示为不能达成目的或有重大危险情形。只要声请不合法定程序、不备理由、未经释明或释明不足者,法院应予驳回。而且其声请经法院驳回者,检察官不得声明不服。执行机关应于执行监听期间内,每十五日至少作成一次以上之报告书,说明监听行为之进行情形,以及有无继续执行监听之需要。检察官或核发通讯监察书之法官并得随时命执行机关提出报告。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自由心证判断后,发现有不应继续执行监听之情状时,应撤销原核发之通讯监察书。规範不可谓不周延,但是在执行层面仍多疏失。

行政单位三令五申

99年5月19日,行政院「研商通讯监察系统建置分工事宜会议纪录」摘要:

1、宪法保障人民有秘密通讯的自由,政府机关如基于犯罪侦查或国家安全需要,拟对人民进行通讯监察,必须确实依照通保法所定程序规定办理,在符合必要性原则下,将监察範围限缩在最小程度,以避免侵害人权。

2、调查局、警政署及其他通讯监察机关,除应确实依法执行通讯监察业务,并应做好相应管理机制,适时对外说明,以澄清外疑虑,如有违法情事,一律严惩。

但是,经监察院103司调0019 号调查,仍有案件未落实于通讯监察结束后陈报法院通知受监察人或暂不通知之情事。台湾高等法院所建置之「通讯监察管理及查核系统」未臻严谨,无法有效防止实质扩线监听。法务部且对监察院巡察时自承,最高法院检察署以该署建置之通讯监察管理系统,为检察机关受理声请通讯监察时,发现多有比对不符者,情形有序号漏登、文字误植、资料输入前后多留空白等人工作业疏失。

法院核发通讯监察书后,办理人工监督或查核通讯监察执行比率偏低,司法院监督不周,司法院应就所属各法院查核频率、查核次数及查核办理方式等事项,进行检讨改进,并深入研议妥适配套措施,以协助法院建构严谨通讯监察环境,发挥吓阻失当监听情事、提升监督通讯监察之执行效能。

司法院所属各地方法院赴建置机关或执行处所监督通讯监察执行情形,自100年1月起至102年11月30日止共计153次,平均每法院每年仅监督查核2.4次,平均一年查核不到一次,甚至部分法院三年仅执行一次;另相关纪录办理情形亦失之草率,均与规定有悖,殊有未当。

审查未必严谨监听浮滥

制度虽要求严谨,但法官只求快速却不知节制的审查程序,很容易流于「制度性滥权」。检察官声请监听票,现行各地院作法,一般是由对外公开的值班法官审查。却也给检察官有挑选法官的机会,避开要求严格的法官,而寻求向配合高的法官提出申请。新线应着重在监听的「最后手段」,续线应加强斟酌监听的「最小侵害」,扩线应强调与原监听对象的「关联性」,且因续线、扩线都是经由监听手段加深且扩大对人民隐私权的强制妨害,但有法院仍未严格遵循。美国近十年来,全年声请通讯监察总件数,始终能维持在一千件至二千件间。我国自九十六年十二月至今年一月,各地方法院通讯监察案件实质终结件数计达八万三千六百三十四,平均一年约一万四千件。美国领土为我二百六十七倍,人口为我十三倍,而我监听数却为美国十四倍,若称我国监听浮滥并不为过。

部分检察官心态可议

监听是最廉价的侦查方式,虽然法务部一再说明监察耗费人力甚大,依然是检察官爱用的司法强制手段。

以检察总长黄世铭违反通讯监察法一案本院调查发现,黄世铭以林秀涛涉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犯嫌为由,指示于102年7 月10日、18日,向台北地方法院分别声请实施通讯监察,并决定于102 年9 月1 日上午10时传讯林秀涛,检察官郑深元指挥书记官于8 月31日下午4 时许以电话联繫林秀涛,通知林秀涛于9 月1 日以证人身分到案。不料林秀涛于当日(31日)下午即前往特侦组要求立即讯问,郑深元于同日晚间6 时40分许起,以证人身分讯问林秀涛,至同日晚间7 时38分许,郑深元表示林秀涛可以用餐、祷告,始为第一次暂时休息,期间林秀涛以上开受通讯监察之电话联繫担任牧师之康姓友人进行谘询等情,经特侦组派驻监听机房之现译人员以电话告知,而为休息时在办公室内之郑深元立即知悉林秀涛与牧师之通话内容,提及柯建铭所涉案件经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判决无罪,林秀涛认为判决并无违背法令,故未予上诉第三审,现特侦组检察官调查有无长官关说不上诉,林秀涛认为基督徒不能说谎,而向康姓牧师谘询可否说出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等语。(以上摘自起诉书)

黄世铭明知林秀涛已为犯罪嫌疑人而受监听,却仍以证人身分传讯,同时以现译方式同步监听。依通保法第十三条规定,一般监听係留取录音,其后至少每三日派员取回监录内容。如需现译必须另由检察官指挥司法警查进入现译区域直接截收、听取。且监录内容显然与监察目的无关者,不得作成译文。林秀涛被现译方式同步监听,为刻意之作为。黄世铭身为检察总长,郑深元为特侦组资深优秀之检察官,对于刑事诉讼法与检察官守则当有深刻之认识,应遵守法律依循检察官伦理以为表率,但却毫不顾忌地监听证人。全国检察官最高长官尚且如此,身为台湾百姓闻听此言,谁不胆战。

*本文作者李复甸为文大法研所教授,兼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