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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复甸观点:为什么司法不能得到人民信任?

作者: 来源:未知 2020-03-20

从七月十四日台湾指标民调所作「台湾民心动态调查、立法与司法独立」民意调查显示,17.0%认为目前台湾司法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69.1%表示否定,13.9%未明确表态。这种民调可以说人民已经对司法的信心到达崩盘的恶劣程度。


为什么司法不能得到人民信任? 其实在了解司法内情的人来看,原因并不複杂,但是没有人肯狠下心来彻底解决罢了。司法改革叫了几十年,最近的一次全国司法会议业已经过了十五个年头。司法改革作了甚么? 客观冷静的说,一事无成。司法到底出了甚么问题?


第一、 缺少人民确信的实证法


法律的内容绝大部份该是植基于跟随民族成长而来的「法的确信」,也就是Ferdinand Tonnies (1855-1936)所说的基于人类自然意愿(gemeinschaft human will)创造的共同社会法,现在年轻人称之为「法感」。这种法感无须教育,却如同语言习俗在个人自然成长中,流注在我们的血液里。国人的传统法感,在清末开始的变法遭到彻头彻尾的斲伤。原先传统法的确信受到列强侵凌的影响,法制的(legal institutional)改变,不仅是司法制度的变革,连实体法信念也都改变。譬如,在基督教文明中类于杀人的「堕胎」,替代了传统中类于伤害的「堕人胎」;象徵仁爱精神「三赦」、「三宥」、「热审」、「寒审」、「三覆奏」都没有了,连「单丁留养」也废止了。在现有的亲属制中,原先内亲外戚的差别没有了;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相同、叔伯与舅舅相同、堂兄弟与表兄弟相同;儿女亲家却变成不是亲戚了。民法上的亲族与丧服制的亲族完全不同。强烈的个人主义进入了民法。商业经济及财产权的法律改动巨大;原来的伦理,被打成了封建而完全瘫痪。难怪当年张之洞看到沈家本的修法,会激动得大叫:「无父无君是为禽兽。」海峡两岸不论在日本殖民统治或是清末以致民国翻天覆地的革命,对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是全然颠覆混乱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战胜之姿强力推销美式法律制度与观念,当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长庞德(Roscoe Pound)在南京任国府司法部顾问时,特别提出看法,要依已在中国发展的现代罗马法为基础建立完整的法典,并建立完善的法律教育,无须接受英美的普遍法(common law)。但是,事实上美式法律制度依然大量的渗入我们的法律观念中。然而,自从翁岳生、王泽鉴、王仁宏等人又从德国带回欧洲实体法的许多见解,现今台湾的法律概念来自传统,具有人民法的确信的共同社会法实少。更可笑的是五花八门的法庭,从包青天的印象到英国的假髮、美国的陪审都夹杂在电视电影中,活灵活现地表露人民对法院的陌生。法院见解与学说观点总与人民法感有说不清楚的距离,对司法的不信任就此产生。


第二、 不被淘汰的司法人员


法律人在司法实务界可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三者,各自扮演角色。然而,从戒严戡乱时期开始,在不健康的环境下,从来没把法官与检察官从司法官的大刮弧中解析出来。在立法院挣扎许久才完成的法官法,最大的争执点就是检察官不肯从广义的法官或称司法官中析离出来。绝大多数的检察官有意忽略或不经意自外于当事人,不觉得检察官与被告是对等的两造,而法官则是评断是非的第三方。长久以来,「院检一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法务部坚持要主管司法官训练所,同时训练法官与检察官。由行政院替司法院训练法官,是多么荒谬的事,法务部的坚持司法院却闷声不吭,甘之如饴。法官与检察官在一起训练,同一场域办公。从青春年少同窗共砚到鸡皮鹤髮垂暮待退,朝夕相处的法官与检察官相互间默契与交情,实难令人忽略。在法庭中法官与检察官连手,霸凌辩护律师也不是稀奇事。固然这不是司法界全然的现象,但确实反映出社会对司法界的不信赖。


法官在举世都受到尊重,宪法中规定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不得免职。地位崇隆是应该的但是变成法官几乎没有淘汰制度,却是各国所无。即使在通过的法官法中加上了法官评鉴等制度,但在监察院的观察,司法人员官官相护依然情况严重。其他国家法官不论以选举产生或行政任命,总有任满之日,否则必有严格的法官伦理与淘汰机制。像我国法官退休之时便是任满之日,实为罕见。更莫道我们还有法官优遇制度,身体衰弱难以胜任职务者,仍得申请停止办理审判案件,为现职法官。其他国家所谓法官终身职,多指大法官而言,极少下级审判法院之法官亦是终身。


第三、 与社会脱节的法官


目前法官与检察官都从法务部的司法官训练所养成,分发至各地一审办理侦查与审判。一审法官或检察官年龄偏低,社会历练不足。虽有一定程度之法律素养,但在职司审判或侦查案件时,常显稚嫩。司法官大多数从大学毕业即进入补习班,录取法官多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司法官多是这些年轻人第一份工作,少有社会历练。司法机关却将平均年龄二十七岁的初任法官放置在司法工作最为吃重,却也是最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釐清真相的第一审,非但强人所难,也平白折损了司法威信。


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九条规定,经司法官考试及格派充候补法官或试署法官,都在地方法院,尤其有部分被派在简易法庭独任审判,更欠缺与资深法官学习之可能。按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地方法院审判案件,以法官一人独任或三人合议行之。高等法院审判案件,以法官三人合议行之。最高法院审判案件,以法官五人合议行之。」该条于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前之规定,原先规划地方法院应是法官一人独任为原则,重大案件才由三人合议行之,但为了防範年轻法官经验不足,又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八四条之一规定「除简式审判程序、简易程序及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罪之案件外,第一审应行合议审判。」复经修正为现行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地方法院以法官一人独任或三人合议行之,为了解决此两项问题,花费了三倍的人力,却只是形式上的三人合议,陪席得不阅卷、不发问,审判长多是拿承办法官的笔记问案。因此,刑事案件在地方法院虽是三人合议,实际上合议案件陪席法官均未阅卷,主要还是承办法官了解内容,判决评议虚应故事,名为合议根本上还是独任。故极有回复原来法院组织法规範之必要。新进候补及试署法官应以学徒制派至高等法院跟随资深法官出任陪席以便学习,学习完成之后,再派至地方法院独任审判,如此方无经验不足的问题。


第四、 有法不依的奇怪司法


法庭中被告与检察官是对等的两造当事人无庸置疑,法律规定判决送达与上诉期限自然完全相同。多年以来未能确实遵守刑事诉讼法有关文书送达规定,放任检察官迟延收受法院判决书及逾期上诉,至今仍未完全杜绝。依台湾高等法院实施多年法院判决送检察官较送告诉人、被害人延搁十日。致被告上诉期间已届至,而察官上诉期间却变相延长,仍可提起上诉,造成诉讼程序之不安定与突袭。人民对代表国家行使犯罪追诉之检察官之期待,除公正、合法外,尚期待更有效率,并禁止造成程序上之突袭,若连再简单不过之「送达」规定及作法,还能有诸多争议及解释空间,何能期待建构有效、迅速及公平之司法机构及制度。


刑事诉讼法规定,应于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但是,绝大多数检察官却执意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以起诉为办案的最高準则,至于是否能有效判罪却非所考虑。因此,侦查期间威胁、利诱、嘲笑、奚落、无所不用其极,但以「办案技巧」合理化检察官之滥权。以众所瞩目的马英九市长时期特别费案,将马市长以证人身分传到,却于讯问后再改为被告。黄世铭办柯建铭案,将林秀涛列为被告向法院取得电话监听,却同时已证人身分传讯,其间刑事诉讼法九十五条所规定,「讯问被告应先告知下列事项: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经告知后,认为应变更者,应再告知。二、得保持缄默,无须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陈述。三、得选任辩护人。如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请求法律扶助者,得请求之。四、得请求调查有利之证据。」均成具文矣,其违法情事至为显着,但检察官却已证人转被告视为当然。检察官对熟知司法实务之检察官同人尚且如此,何况对待一般人民?


刑事诉讼法规定言词辩论应由当事人诘问,但是各法院拒未认真执行的情况非常严重。民事诉讼法规定主张与举证适时提出,第一审未提出之主张与事证第二审不得提出,至今各高等法院几乎均未执行。


检察官滥用监听已非新闻。法院准许监听之浮滥,使得台湾成为人民被监听之第一名。马英九总统就任之初,信誓旦旦要消除人民受监听之恐惧,两任至今依然如故。谁能忍受来自于国家司法机关之恐惧?人民还能信任司法?


第五、 怪哉所谓具体求刑


刑事诉讼法第一五四条第一项:「被告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其为无罪。」;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二项:「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假定其无罪。」;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第二条:「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定,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


起诉书依刑事诉讼法第二六四条应记载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并未规定起诉时检察官得具体求刑定有明文。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因此,被告虽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然尚未经法院审判定罪前,不能即论断被告有罪,仍应先推定被告无罪,检察官为了追诉被告犯罪,则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确有犯罪。第二八九条第三项在审判期日于当事人及辩护人就事实及法律分别言词辩论之后,审判长方应予当事人就科刑範围表示意见之机会。就案件提起公诉时具体求刑,没有法律依据,法务部却一再争执,司法院也不敢反对。「院检一家」又一明证。


检察官在侦查时不能严守法律所要求的侦查不公开,所有尚不成熟的资讯均揭露于阅听大众,极易误导社会判断,检察官又对简易与协商程序外之一般案件,于起诉时为具体求刑,容易形成社会大众重罪预断,并形成法官审理压力,倘审判结果与检察官求刑有较大落差,更导致民众对司法之不信任。


第六、 司法伦理与贪渎


平心而论,司法界贪渎不是全面现象。但是,司法同仁间的包容与长官的姑息,造成少数贪渎份子的嚣张。结果受害的是全体司法人员的汙名化,以及社会对司法的全然不信任。早年司法人员必须避籍,不能在原籍任官,遑论司法官之配偶有一人在同一辖区担任律师。如今司法官的配偶竟有以此为招揽的,院检长官莫不知情,从未听闻提出司法伦理而加以处理。法官检察官的评鉴与职务法庭,绝大的案件都高高举起轻轻放过,司法风纪好得了吗?


法律伦理学第一课就是能力(Competence),现今的司法官绝大多数少年得志,寒窗苦读一旦金榜高中,便终身保障享受高薪,也不再追求新知充实能力。判案无论如何荒诞不经,也躲在独立审判之后,「不满意上诉去」。近日元大马家为有罪判决确定,前来监院投诉,讲起诉讼期间所受司法人员专业知识不足,老泪纵横。提到法院审判中,被告律师分别对送交金管会的DD提出辩论。开庭许多次之后,法官居然问道:「你们一直讲DD,到底甚么是DD啊 ?」一个金融争议的案件,竟然法官连金融管理基本的名词「审核报告」(Due Diligence)都听不懂,被告能服气吗?


监察院其实专注深入关照司法的委员不多,偶有调查,司法院或法务部每以「司法核心事项」作为挡箭牌,拒绝监察权的介入。怎能奈何得不求上进的司法官?

近来收拾书箧整理文稿,发现三十年前所写司法改革有关的文章,用之于今,几乎不需改动。司法院力图表现司法革新的壮志,可以做的事实在太多,但一直只在观审与参审上趑趄不前。司法革新的关键在保障人权。一个迅速明确的民事判决,排除了多少私权纠纷的困扰。一个公正平允的刑事判决,也可平息多少争执与担心。在全国众多法院之中,以基隆南投两个地方法院,针对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象徵性地增加一名观审员,能增加多少对司法的尊重与信赖? 刑事诉讼法最重要之目的在于保护被告权利,而非给予检察官侦查之便利,刑事诉讼法为宪法之下最重要之人权法案。法务部为人权保护之主政机关,竟然对刑事诉讼法之特质,全无概念或刻意忽略。司法不能保护人权,还给两造当事人一个公道清白,社会怎会尊重法官,怎能信赖司法?

司法改革是全民近年来最大的痛苦,司法改革没有特效药。司法改革不需要花俏与喝采。司法改革更没有英雄。司法改革有赖于远见与法学知识。司法改革更有赖于持久力行。必须在稳定中落实政策,方为革新之道。但是司法单位总是以司法独立为理由,拒绝外界与上级之监督,终使司法成为国家机器与人民力量所不及的「治外法权」。大家寄望的司法改革,竟被排挤成为社会运动,实在令人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