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傅国涌:百年前的小学生作文

作者: 来源:未知 2019-08-19

读阮毅成先生《八十忆述》,他在小学时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于1905年,幼时在江苏兴化上过私塾,1917年随伯父、当时有名的律师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小学时代的老师,给他印象最深刻、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两位国文老师,教他写白话作文的张元孟先生,教他写文言文的赵敏栽先生。赵是前清的秀才,不但讲解精详,改作文也十分用心,有眉批,有总评,有圈点。而且每改一字,必说明原因,如果他下次也没有注意,先生就会说:「我对不起尊大人。」直到晚年他还保存有当年的作文簿,并录了一篇在书中。这篇作文题为《民为贵》,只有短短三百六十字:

处今日共和之时代,莫不曰尊重民意矣。若战国时代,国君好行专制,大权在于一人,人皆知有君,不知有民矣。君之视臣如土芥,君之视民,更犬马奴隶之不若矣。惟民贵之说,孟子能首倡之。亦谓国无民,何以为国;君无民,何以有君。国祚有短长,而民意无盛衰也。国运有否泰,而民志无变迁也。是以国政有改革,而民气初无常变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今而知天心,即民心也;民意,即天意也。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谁谓民不当贵哉!然而国家既眷念斯民,而人民何以报答夫国家?果其蒿目时艰,为士民者,必先立志。不存苟安之意,不为无用之学。研求政法,可以利济夫苍生。探讨科学,可以裨益夫社会。开士民之风气,备国家之任使。藏器待用,固人民之素志也。经济匡时,亦人民之愿望也。人能若是,庶几不愧为共和国家之国民也欤!

他曾出任浙江大学、台湾大学法学院教授,有法学着作存世,也有丰富的从政阅历。他在作文簿中任选的这一篇,只是想说明当时对国文教学的重视,与小学生的国文程度。我从中看到的却是那个时代小学生的大关怀,口气中露出的不仅是老到,更有「共和国家之国民」 的担当、责任意识。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就关心「民为贵」这样的大题目,不管是出于老师的命题,还是学生自己的选题,都让人心生感慨。他不是一般地阐述孟子的「民为贵」旧说,而是放在新的共和时代背景下,思考这一古老的说法。作为一个小学生,他还没有能力展开长篇大论,但在短小的篇幅中,他已触及许多有价值的方向。言虽短,意甚长。

阮毅成此文不是一个个例,生于1904年,曾多年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叶公超,也保存了一本南开小学就读时的红格子作文簿。其中一篇作文《论团体之精神》,虽老师点评:「劈头破题,一针见血,惜哉而血不多!」但所论之问题也甚大。翻开《周恩来早期文集》,比他们年长一些的周恩来(生于1898年),小学和中学时代留下的多篇作文,也都与此呼吸相通,比如1914年9月的《爱国必先合群论》、1915年的《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后一文是对孟德斯鸠有关共和精神的阐述。

他们虽处少年时代,落笔之际却不忘国家社会、人类福祉,议论常溢出个人生活的範围,超过了年龄的限制,其气度、格局都有大国民风範。在白话文普及之前,这些文言写下的作文传递的已不是古老的传统价值,而包含了许多新思想的萌芽。我想起那个时候的小学生课本,关于共和、国民之说,在国文、新修身等不同课程中都有,被学校广泛採用的商务印书馆《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高小第四册有《大国民》的课文(沿用的是晚清《最新国文教科书》),很好地回答了甚幺是「大国民」:「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奢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

那个时代的小学生笔下关怀之大,立言之高远,毫无疑问与教科书的熏陶有关,与那个时代的氛围有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科书,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气,由此陶铸出来的一时代的学生,诚然因个人性格、选择、机遇之不同,所走道路乃至各人命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身上仍深深地打上了相似的时代印记。由小学生的作文看一个时代,只是以管窥天,却也未嚐不是一个有意思的视角。

文章转自作者博客